大力弘扬中华军旅诗词的尚武精神

北京 姚天华
 

    尚武，指崇尚武事，注重军事或武术。尚武精神，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是崇尚武功、爱军精武、奋发进取、英勇献身、保家卫国的一种精神表现。在和平年代，尚武精神是一种顽强，一种血性，一种做人的尊严，一种奋发的激情。从古至今，中华军旅诗词刀光剑影、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壮怀激越，充满尚武精神。那些折射着军人对战争和人生体验与思考的壮丽诗篇，无不给人以心灵的震撼、精神的鼓舞和人格的提升。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学艺术资源和精神财富，中华军旅诗词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彩，对于激励当代军人弘扬爱国情怀，培育尚武精神，锤炼战斗意志，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尚武精神是砥砺军人战斗意志的一把利剑

    古人云：“文之盛，武则强。”尚武精神向来是一个国家的存亡之道，常为国家动力的源泉和民族强盛的巨大推力。对于军队来说，尚武精神作为军队总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军队的血脉和职业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陶冶情操、激励练兵热情、砥砺战斗精神的动力，也是一支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尚武精神的核心是爱国奉献、崇尚武德、不畏强敌、不惧艰险、意志坚定、自强不息。
 

    兵法云：“合军聚气，务在激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神不至则事不举。一个人如果不能凝神聚气，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同样，一支军队，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豪气，舍我其谁的勇气，一往无前的士气，就不可能打胜仗。兵气胜于兵器，作为军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凝神聚气，不断凝聚不怕困难的锐气、直面强敌的勇气和血洒疆场的豪气。毛泽东主席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深有感触地说：“美国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这里所说的“气”，指的就是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拥有五千年厚重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尚武精神。而这一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华军旅诗词特别是中国古代军旅诗词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成为中国古代军旅诗词的显著特点之一。其中，“吴钩”一词，作为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精髓和象征，千百年来，被无数文人墨客、仁人志士所吟咏和传颂。吴钩，也称金钩，是一种弯形的刀。因吴国所造，故得此名。吴越是春秋吴国、越国的统称，泛指苏浙皖一带。《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人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史学家吕思勉称其为“轻死好用剑”。湖北博物馆有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该剑通高55.7厘米，其中柄长8.4厘米，实为“天下短兵”，非“轻死”之族不得用。“轻死好用剑”，非好死轻用剑，而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的慷慨大义。诗仙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在唐朝可排第二（在裴旻之下）。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可见，李白是多么钟情于剑了。李白时常是佩着剑的，在这里，剑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武力的象征，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尚武精神的象征。剑已升华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精髓，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霸气，一种自信，一种威武。吴钩留给了后世非凡的意义，吴钩所彰显的尚武精神撼动了国人的心灵，成为自古以来砥砺官兵战斗意志的一把利剑，激励无数华夏儿女横刀跃马、千里驰骋、奋勇杀敌。

    中华军旅诗词充满浓郁的尚武精神。翻开中国诗歌史，走进广阔无垠的军旅诗词，一幅幅讴歌尚武精神的壮丽画卷扑面而来：“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经《秦风•无衣》）春秋的秦国，之所以能由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横扫天下的大秦王朝，与秦人的尚武精神息息相关；“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国殇》）展现了将士们舍命疆场、做鬼亦雄的豪情壮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易水歌》）唱出了荆轲大义凛然、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阮籍《咏怀》）是英雄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塑造了少年侠士矢志精武、勇猛善战、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概；“剑头利如芒，恒持照眼光。”（吴均《胡无人行》）刻画出主人公手执宝剑仔细端详的神态，体现了强烈的爱军习武精神；“何谓从军乐？往返速如飞。”（刘孝仪《从军行》）借霍去病与卫青合击匈奴，荡平王庭的战役，热情歌颂了汉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从军胜利的欢乐；“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骆宾王《从军行》）呈现了大军追亡逐北、直插敌腹的战斗场景，使人看到了军人那种有我无敌的血性；“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抒发了投身军旅、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一〉》）道出了身经百战的将士的豪壮誓言，如同划破长空的号角，给人以激励和鼓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其一〉》）声调高昂，气势雄浑，寄托了对杰出将领的倾慕渴望之情；“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其二〉》）充满了英雄豪侠那种不畏艰险、仗剑纵横、豪迈狂荡的生命激情；“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其一>》）以豪放的风格描述了征戍战士饮酒作乐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勇于牺牲的豪迈气概；“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显示了一种英雄豪气，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其五>》）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成为无数热血男儿矢志报国的座右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勾勒出一个挽弓劲射、英武豪迈、气概不凡的英雄形象，把气贯长虹的热血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真实、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精忠报国的满腔热血和英雄气概，是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名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体现出诗人渴望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宣泄了壮志难酬的义愤；“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以慷慨雄壮、坚定有力的语气表达了诗人甘愿身赴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高适《燕歌行》）显示了将士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精神；“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体现了好男儿血洒疆场、捐躯赴难、义无反顾的慷慨豪情和战斗精神；“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秋瑾《对酒》）表现了巾帼英雄轻视金钱的豪侠性格和为了革命事业甘愿舍弃个人一切的牺牲精神……。

    重温这些鏗锵激越、掷地如雷、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诗篇，诗人们塑造的一幅幅战争画卷、一个个英雄人物是那样的波澜壮阔，鲜活生动。那些金戈铁马、叱诧风云的战争场面以及透射出的军人矢志报国、气吞山河、血染沙场的气势，让我们怦然心动、豪情满怀。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不畏强敌、敢于亮剑、舍我其谁的尚武精神和保家卫国、效命疆场的献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摄人心魄、催人泪下。至今读来，仍让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在这些充满浓烈炽热的爱国情愫和阳刚之气的军旅诗词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鼓角铮鸣、震天动地的拼杀声；看到了战马奔腾、猛士横戈的威武形象；感受到了一种激情飞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舍身报国的炽烈情怀，感召无数将士以一种赤胆忠心、赴汤蹈火的使命感去履行军人的职责和义务。
军人的尚武精神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骠骑将军霍去病狂飙突击退匈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族，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军事家、大司马、骠骑将军，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天才、常胜将军。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善于长途奔袭，每战皆胜，战功赫赫。十七岁那年，汉武帝任命他为骠姚校尉，他随军出征，率八百轻骑以突击的方式，狂飙几百里，斩敌首，立奇功，杀死包括单于祖父一辈的籍若侯产及相国、当户等二千零二十八人，活捉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出奇制胜，且自己损失很小。汉武帝以他战功全军第一，以二千五百户封他为“冠军侯”，赞叹他勇冠全军，后世“冠军”一词即由此而来。公元前121年秋天，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他孤身犯险、不惧生死，只带数名亲兵就冲进了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从而将帐外四万兵卒、八千乱兵制服，使汉王朝的版图上，从此多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走廊正式并入汉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外虏的受降，不但让百年来饱受匈奴侵扰之苦的汉朝人扬眉吐气，而且使汉朝人从此有了身为强者的信心。自此，汉军军威大振，而十九岁的霍去病，不仅成为汉军中军人的楷模和尚武精神的化身，而且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公元前119年，汉匈之间进行了著名的漠北大决战。霍去病作为骑兵统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人的损失数量，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并且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一带）举行了祭天地的典礼。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

    霍去病是整个华夏五千年历史中，汉族将领中率军远离国土最远者，大汉雄壮的国威第一次播洒极北荒寒之地。他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而这一年霍去病年仅二十二岁。他一生六次出击匈奴，征程万里，灭敌十一万，降敌四万，解除边患，开疆拓土，均以大胜回师。其战功于整个中国军事史来说，都是彪炳千秋的传奇。
后人对霍去病仰慕和喜爱的情结，不光是对英雄人物的怀念与哀思，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其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向往。霍去病是汉民族战争史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章，他的胜利已不单单是一次对外战争的完胜，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的丰碑，鼓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使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骄傲。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更让无数性情汉子以身许国、从军习武。正因为如此，霍去病成为了古代士人与将领的共同偶像，人们竞相歌咏他、崇敬他、热爱他，自古至今延绵千年。“去时儿女悲，归来胡茄竞。试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这是一首在一般古诗选本中很难找到的诗，但是它却能让人过目难忘。诗的作者也不是才情出众的文人骚士，而是南朝梁时一位骁勇善战的武将曹景宗。曹景宗的这首诗如鹤立鸡群，文风豪迈，阳刚壮美，读罢让人昂扬振奋。在感受这首诗雄豪气度的同时，不难发现，曹景宗对汉朝名将霍去病有着一种特别的喜爱与崇敬。事实上，古人对霍去病的喜爱和追慕是非常普遍的，在其他后人的诗篇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当多的记述。岳飞毕生的理想，就是能同霍去病一样“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满江红》）。贯休向往的是“霍嫖姚，天子将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烬胡帐幄”（《胡无人》）酣畅淋漓的壮举。曹植追怀霍去病以及汉军将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豪迈雄壮。王维则是仰慕“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的慷慨之气。而在杜甫看来，霍去病是汉族最为杰出优秀的军事将领，“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后出塞》）；“将军只数汉嫖姚”（《寄董卿嘉荣十韵》）；“汉朝频选将，应拜霍嫖姚。”（《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连柔弱的北宋文人都感叹“嫖姚立大勋，万里绝妖氛。”（宇昭《塞上赠王太尉》）。从李白的诗文“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胡无人》）中，可以看到李白的终极理想是“汉道昌”，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是出现霍去病那样的英雄，能“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使得《胡无人》这首诗具有一种阔大雄伟的气魄，也是诗人直率奔迸的感情表达。

    一般而言，追忆历史往往是因现实所触，感怀古人也时常蕴藏着对现实的不满。但这种追忆和感怀霍去病的情感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厚古薄今，而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千载之后，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将军霍去病的风采，为他那不恋奢华、保家卫国的壮举，以及用青春与热血写就的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和尚武精神而热血奔涌、豪情激荡。

    二、用中华军旅诗词的尚武精神点燃我军的强军梦

    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先进军事文化历来是部队战斗力的内核因素，是军队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中华军旅诗词中蕴含的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素有的美德，是军人最珍贵的品格。中华军旅诗词的正气、血气、豪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光荣传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引导官兵强化军魂意识、投身强军实践的优秀教材和精神食粮。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先强精神，强精神必先强文化。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中华军旅诗词，作为军人的一种思想文化的号角，能够鼓舞军心、振奋士气、激发尚武精神，对落实习主席提出的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锻造一支能打胜仗的虎狼之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尚武精神是民族的脊梁和国家强盛的永动机。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强弱，与这个国家国防能力的强弱有着重大关系：民族尚武精神强，其国家才可能强大，其国防才可能巩固；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则必定国防嬴弱，国家也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会不断衰弱乃至消亡。以我国为例，中国文化中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春秋战国的尚武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群星灿烂，成为国学之源。倡导在朝胸怀天下，安民强兵，锐意进取；在野则轻生死，重大义，知廉耻。先贤相望，士风因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至今令国人景仰。新中国是在20世纪的战争血火中诞生的，这样的“出身”，同样造就了当代中国人尚武自强的高贵品质。凭着这种品质，中国人完成了堪称人类奇迹的长征；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制造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这一混合了太多尚武精神的高科技武器系统，给中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收益，以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是多少GDP也无法比拟的！

    放眼世界，那些凡是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国家无一不是尚武之国。历史上崛起的民族，都是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开疆辟土，武力背后显现的就是尚武精神。反之，失去了这种尚武精神，就会使一个民族完全没有生气，只能任人宰割。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应对的危机与挑战、中华民族和世界大国的崛起经验、历史和现实赋予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无不昭示我们：没有军事崛起，就不会有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就必须努力推进中华民族的“强军大业”；要实现“强国梦”，就必须实现“强军梦”。用“强国梦”引领“强军梦”，用“强军梦”支撑“强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福世界进步发展的一条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丢失尚武精神，富而不强，就要挨打。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交替虽然各有原因，但有一点内因是共同的，那就是：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统治者和普通百姓因贪于安逸而变得懦弱、懒惰、得过且过。宋神宗在西夏屡次寇边的情形下，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的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欧阳修形容当时的情状是：“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由于不尚武，富丽的宋朝就犹如一个无力的美女，被野蛮的强盗所凌辱。靖康之变，二帝蒙尘，繁华的帝国灰飞烟灭。晚清则穷奢极欲，将世界第一的GDP大国变成皇家园林和其中的奇异珍玩。在世界列强纷纷围噬的半个多世纪中，晚清统治者孜孜在意的不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是死保特权以悠游嬉戏。决定帝国命运的甲午大战在即，皇室仍不致力于武备发展，却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从1840年到1945年，中国经历了整个百年被侵略的噩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丢失了尚武精神，没有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教训十分惨痛。这些年，“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没有看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是硬道理。单纯GDP的堆积不等于综合国力。廉政建设要反对“腐败”，国家安全要防止“富败”。当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的时候，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之首，高于欧洲的总和；当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的时候，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四倍。而这些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军事行动的失败，恰恰都发生在中国是世界财富大国甚至是世界首富的时期。中国近代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富而不强，就要挨打。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而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强国。中国人要有尚武精神，才能成为强者。

    要用尚武精神锻造军人的血性。血性，就是雄壮之气、阳刚之气、浩然之气，是军人的本性。一个国家、民族要生存发展，不可没有雄风锐气；一支军队要打胜仗，不能没有铁骨血性。军人的血性迸发着对生死观的感悟，展示着刚毅坚强、勇于牺牲、一往无前的豪气。血性，是守土卫疆、固我山河的钢铁长城！血性能让敌人胆寒，血性能赢得尊严，血性也能换来和平。军人的称谓，总是与他的热血一起激荡。作为军人，就应该有血性、有朝气、有锐气、有虎气；就应该张扬血性、强化血性；就应该勇于直面血与火、苦与累，催生一种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高适《燕歌行》曰：“战士军前半死生”。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曾有人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我们开国元勋身上有多少战创？”调查结果令人震撼。十大元帅，七个受过重伤；十个大将，也有七个受过重伤。军事科学院院史馆的镇馆之宝是粟裕大将火化时在他头颅里发现的三个弹片。我军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是千千万万有血性的军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我们的江山，就是靠着这些先辈们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在现代条件下，要实现强军梦，迫切需要我们新时代的军人复兴民族的尚武精神，磨砺军人的血性。特别是在当前军营文化建设中，必须贯穿一种尚武、习武、精武的风气，弘扬战斗精神的导向，坚决破除“和平积习”，大力培养虎狼之气，使官兵拥有想上战场的欲望，敢上战场的勇气，时刻保持一股闻战则喜的血性，做好各项军事斗争准备。军人生来为战胜，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打赢一无所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逢敌亮剑、有我无敌、所向披靡。

    要用尚武精神激发官兵的使命担当。兵者，国之大事，攸关治国理政、发展图强。军队为打仗而立，军人因战争而生。军人是祖国的忠诚卫士，军队是和平的钢铁长城。军人除了打仗，就是准备打仗。把当兵当事业，把打仗当主业，把打赢当伟业，应成为始终不渝的自觉追求。平时爱军精武，战时浴血奋战，是军人的职业操守。习近平主席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鲜明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号召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强军目标，寄托着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体现了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军队建设的新要求，着重强调了我军的打仗属性，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锻造一支能打胜仗的雄师劲旅，不仅依靠科学扎实的军事训练，同样需要战斗文化的强力支撑。中华军旅诗词是真正军人的歌，是军人的精神和魂魄。中华军旅诗词中流淌着的尚武精神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核心，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根基和无比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历代中国军人忠诚品质、献身精神和理想追求的生动写照。当前，要在军队中培育战斗精神，中华军旅诗词中散发出的尚武精神和意志特质，无疑是可以发挥强大熏陶作用的精神资源，是培育官兵尚武精神和战斗意志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营养。我们要遵照军委习主席关于用优秀军旅诗词砥砺部队战斗精神的指示精神，深入挖掘并传承发扬中华军旅诗词的尚武精神，把它纳入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之中，切实发挥其育人化人和凝聚激励作用。用这些雄浑激昂、饱含正气、血气、豪气的战斗诗篇，对官兵进行精神的洗礼。引导官兵理解中华军旅诗词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强化军魂意识，以浓郁的打仗氛围，不断磨炼军人的剑胆，焕发军人的锐气，砥砺官兵的战斗意志，铸造决战决胜的勇敢精神。将中华军旅诗词的爱国情怀、尚武精神和军人血性转化为敢打仗、打胜仗、精武强能的强劲动力，让人民军队的烈烈血性、虎虎生气在新一代军人身上植根光大。有了尚武精神和军人的血性，再加上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军将如虎添翼。

2014年1月            

    姚天华：男，1964年入伍，曾任解放军总参某部政治委员，大校军衔。现为解放军红叶诗社办公室主任。通联地址：北京998信箱第一干休所转红叶诗社 邮编：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