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格律诗词继承、发展的几个问题

杨 杰

（1986年2月17日）

    近些年来，格律诗词完全打破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沉寂局面,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许多老前辈，老同志率先发表诗作，创办社团,中、青年爱好者日渐增多，不少大学、中学开设了诗词鉴赏课，一些小学生也能背诵几首诗词；诗词报刊，出版物争相涌现。古树新花，光彩夺目。这种喜人形势的出现，固然有着许多客观条件，而最重要的是格律诗词自身具有坚强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什么主流问题，文字改革，人工智能等，都不致影响它的生存。看来，这些外在因素，用不着我们耽更多的心，它会有适应能力，随着时代前进而欣欣向荣的。我们的历史责任不在于研究外界事物的发展将对它产生什么影响，而在于研究如何端正当前一些人对格律诗词的认识和它自身的继承、发展问题。

    我是一位格律诗词的爱好者，现在仅从创作实践方面说说自己关于继承、发展的几点粗浅见解，以就正于方家。

    一、端正对格律诗词的认识

    “五•四”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新诗风靡全国，占领了整个诗坛。格律诗词这一传统文学形式，几乎消声匿迹，纵然还有许多人创作，但不公之于世。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不少人对它有了偏见，产生了误解。有的说，旧诗与现代生活中的丰富色彩、急速的旋律是不相适应的，是没有前途的；有的说它只能适合生产关系很单纯、经济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一句话，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更多的则是说它难学难懂，束缚人们的思想。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老师不教，学生不学，报刊不登，文学史不写，文坛上没有它的一席地位，致使许多人特别是中、青年，对它望而生畏，不敢登攀，爱好它而又惧怕它。这种状况至今仍无大的转变，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它的认识不够端正。

    格律诗词能不能跟上时代潮流呢？回答是肯定的。文学艺术有无进步意义，能否跟上时代潮流，决定的不是它的表现形式，而是它的思想内容。诗词和散文一样是很古老的文学形式，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容纳各个时代、任何题材的内容。“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革命老前辈都写过不少不朽篇章，如鲁迅的《自嘲》，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陈毅同志的《梅岭三章》，夏明翰同志的《就义诗》，以及许多革命烈士的诗词，无不气势磅礴大义凛然，激发斗争勇气，增添胜利信心，鼓舞人们前进。新中国建立之后，格律诗词又能得以发表，作者虽然很少，但题材极为广泛，举凡国家建设，大会召开，即事、纪游，抒情、咏物，各种内容无所不及，就连新诗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同志也写了不少格律诗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丙辰清明天安门的诗歌运动。广大群众哀悼周总理逝世，痛斥“四人帮”猖狂，写下了催人泪下，掷地金声的各类诗歌，有人统计过童怀周编辑的三本《天安门诗词集》，共收1207首，诗占763首，词为332首 ，新诗是112首。诗、词竟大大领先。1982年出版的《散宜生诗》 是聂甘弩同志用诗词记录的他自己和与之有关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的历史，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而且富人生哲理，我读后很受教益，觉得是许多回忆录难与比较的。前两年鞠盛同志用诗歌形式写了大型电影文学剧本《李自成后传》，分上、中、下三集，我觉得是成功的、大胆的试尝。综观这些，怎能指责格律诗是落后的文学形式，怎能说它跟不上时代呢？古老的杂技尚且能不断创新，更何况诗词！“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只能指其主要者而言。这种主要文学形式形成之后，也不能排斥其他文学形式，更不能取代 其它文学形式，正如西医不能取代中医，油画不能取代国画一样。历史上词没能代替诗，曲没能代替诗、词。在今天，新诗也不能代替格律诗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格律诗词是不是难学难懂、束缚人们思想呢？回答却是否定的。什么难学呢？无非是格律、是形像思维。格律，看起来觉得难，其实也是“纸老虎”。四声是格律的基础，能辨四声，就有了学格律的基础，现在小学校就学拼音，小学生能辩四声，这是过去所不及的。问题是对诗词格律没有教、没有学，如果有教有学，就会说难不难的。至于形象思维，语言技巧，是可以自我学习，自我体会的。多读多写，就可熟能生巧，升堂人室。难懂，大概是指典故和某些诗词的内涵吧。用典，确实应当改进，一些十分古老、很少人知的生僻典故，最好莫入诗来。意境、内涵，也在自我体会，可以 直写、直解，也可比喻、联想，完全在自己掌握。总之，格律诗词是不难学会的，是可以创新的，问题在于纠对它的偏见，打破神秘感，让它从思想束缚里解放出来。

    怎样端正人们的思想认识，解除思想束缚呢？我认为现时可从三个方面人手：第一，有点宣传舆论。目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已在登载、播送些格律诗词和与之有关的文章，但为数极少，影响不大，且多赏析文章，缺乏创作常识。我们呼吁新闻宣传界和现代文学史的撰编者，公正地对待格律诗词，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给予它应有的一席地位。第二，社团要为社会服务。现在，诗社、诗词学会正在全国各地迅猛兴起，这是继承、发展格律诗词的主要力量。我以为这些团体，除了研究诗词的发展、创新，切磋诗艺之外，还应根据自己的条件，通过各种途径，担负起普及格律诗词的基本常识，培养中、青年作者的重要任务。继承为了发展，发展还要继承。如果后继无人，发展又有何意义？第三，学校教学。大、中学校已在讲授一些赏析方面的内容，但这还不足，应该讲些创作常识，特别是大学文科，讲点创作常识并有所创作，绝不应视为多余的。

    二、格律既要继承，又要发展

    格律，一般讲是指诗的节奏、粘对和音韵，要合格、合规律。也就是要有定体，字数、平仄、韵脚都要符合规定，不能违反规定而随意创造。这种规定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一时作出的，而是有深厚的基础。首先是汉字，汉字多单音词，有四声差别，高、低、起、伏，容易构成音乐美。四声排列得好，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这是它的物质基础。其次，格律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形成的，绝、律到唐代才成定体，成为定体之后就稳固下来，一千多年不变，因为它吸取了古诗、民歌等的优点，成为最好的形式，各阶层群众都能接受，都很喜欢。这是它的社会基础。所以，格律不是随便创造的，尽管掌握和运用它有一定的难度，但却不能随意取消它，只能因势利导，使之随时代而发展。

    格律的缺点是对作者有所束缚，不能象写新诗那样自由奔放；格律的优点也正是对作者有所束缚，使之字斟句酌，不易信手拈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固然有些夸大，但却说明做诗的不易。正因如此，才赢得许多千古绝唱的佳句。不讲格律，即不要节奏，不要平仄和韵脚，那就不成其为诗，尤其不成为绝、律。即便是古诗，抑或新诗，也都是有节奏、有韵脚的。所以，格律必须继承，这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主张要讲格律，但要放宽，因为现代语言有很大的变化，不仅许多字的读音与过去不同，而且增加了不少双音词、多音词。如果格律墨守陈规，不求创新，那格律诗词就很难适应形势的发展，就将削弱其生命力。如何放宽呢？字数、节奏，这比较容易，但也要定下来。五言就是五言，七言就是七言，不能因随意增减字数，否则即不是定体诗。平仄、粘对、对仗，都应有放宽。现在普通话尚未普及，因此，普通话读音与地方话读音应当并存，相对的入声也须保留，普通话普及后将会自然趋于一致。现在多音词增多，有的数字皆平，如精神文明、工农兵等，有的数字皆仄，如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这些词不能不许入诗，这样，二、四、六分明以及粘对就难讲究了，所以要放宽些。三平、三仄、孤平，在必要时都应允许。不叫拗句，也无所谓拗救。对仗不要太严，大体成对就行了。诗必押韵，韵应从宽。可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诗韵新编》。十三辙是否也可考虑？平水韵过于繁细、严谨，熟练者可用，但不宜作规定韵书。允许借邻韵。一般讲。诗不要平仄通押。讲普通话则可将入声归并到其他声去。我们希望有一部新的合适的韵书问世。

    适当放宽格律，古有先例。大家熟知的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他不拘泥格律，没有因格律而害词意，所以成为名作。这种情况，就在唐、宋，也并非独有。现代放宽格律的佳作更为数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长沙》“洽同学少年”，《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就突破了词牌的平仄规定。陈毅同志的《梅岭三章》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第三句与第二句、第四句不粘、不对，但确是极为动人的好诗。总之，既要有格律，也要敢创新；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心所欲。放宽一点，松散一点，可能是格律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如此，就比较容易驾驭了，就将大大增加它的作者，增强它的生命力。

     三、力求通俗

    格律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要给人看，就必须让人看懂，给人以艺术享受，在它尚未大众化的今天，尤其是这样。所谓通俗，就是要浅显平易，清新明快，使人易读易懂，又富有回味。通俗的风格，古已形成，白居易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平易通俗，不仅古风如此，绝、律也是这样。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他十六岁时的作品。《春眠》“枕低被暖身安稳，日照房门帐未开。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睡中来。”这是他老年时的作品。可见他一生都是注重通俗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诗作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是唐代读者最多的诗人，元稹作的《白氏长庆集序》，说他的作品“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这一评价可能有些夸大，但却说明白乐天的作品是各阶层群众都喜欢的。

    通俗是不是可以写出好的诗词呢？当然可以。198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本《少儿古诗读本》，选辑了自汉至清113位作者的诗，就是文字浅显、思想健康、艺术较高、流传很广的优秀作品。同志们乐意的话，可以一读。聂绀弩同志的《锄草》是通俗化的好作品，请看：
 

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
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
未见新苗长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

    它真实地写了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回味无穷，既口语化，又很工整，谁能说不是好诗呢？《散宜生诗》多是这类作品。

    要通俗化，才能大众化。诗词毕竟比民歌高雅一些，因而不如民歌有群众基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通俗人手。通俗绝不是庸俗，绝不允许低意识、秽语言，要境界高，语言美，否则就不成其为诗。俗与雅是统一的，并不相排斥，只要作者注意到这点，做到由俗入雅，寓雅于俗，其作品就会具有诱人的魅力，赢得广泛读者，并能陶冶人们的情操，净化思想感情的。《浏阳诗词选》登载的王巨农同志《农村杂咏》七绝7首，是清新平易、雅俗共赏的好诗，现介绍如下：
 

    一、荧荧灯火伴鸡啼，阿女为爹赶制衣。
    昨卖余粮三十担，远游明日上飞机。

    二、阿公也发少年狂，银髯飘飘跨“凤凰”。
    载得菊花千样景，笑为城里送秋光。

    三、红墙青瓦竹篱笆，大写门联敢自夸。
    “政策归心亏党力，勤劳致富冒尖家”。

    四、新订“农科”报一张，爷爷约法有新章。
    举家都得勤研读，包产田中设考场。

    五、卖罢春来再卖秋，今年柿子又丰收。
    筐筐篓篓城中运，阿妹归来烫了头。

    六、今夜禾场搭戏台，红男绿女尽开怀。
    新编一出农家乐，唱得云开月也来。

    七、寒霄招饮月西沉，三两邻翁话古今。
    说到去年包产事，眉梢眼角尽含春。

    我乍读时，觉得真情实意，近似民歌；仔细一看，却又大大高于民歌，它完全符合格律，极具时代精神，语言朴实，词藻清新，内涵虽不深邃，但激情洋溢，诗意葱笼。这种作品，无疑，广大农民群众是会热烈欢迎的。

    可不可以用典呢，我认为不宜多用。我们祖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还吸收了不少外来文化，典故是十分丰富的，有的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却知者不多，一些很生僻的，即使是专门家也得查辞书。所以我不主张多用，用，也要使多数人能读懂；即使不懂，也不害意，也能使人有艺术享受。与其要查辞书，倒不如不用。李商隐的《锦瑟》的确是有名的佳作，历来为诗家、评家所赞誉、研究，但至今见解不一，熟知者很少。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并没有用典，但许多人都能背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什么是最佳作品呢？在今天，我认为应以广大群众所欢迎为衡量标准。

    通俗化的途径很多，最主要的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之源，诗词更不能例外，古往今来的优秀诗词，无不与作者的生活息息相关。不深人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就不懂得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俗。缺乏新鲜营养，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很难通俗化。刘禹锡最讲究书本上的古老出典，但他很注意民间歌谣，据说他学会了唱民歌，《竹枝词》就是受了民歌启发后的作品。要通俗化、大众化，就只有深入群众，深人生活，吸取新鲜营养，丰富思想感情，使自己的作品为大众所欢迎。

    四、要有时代精神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各类文学作品都是具有时代感的。诗词决不只是怡情悦性、流连光景，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历代许多优秀诗词，褒贬时代，爱国忧民，言志抒情，描绘景物，远不只是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陶冶人们情操、启迪人们思想、激励人们前进。《当代铭志诗抄》、《革命烈士诗抄》、《新华日报旧诗选》、天安门《革命诗抄》等，就是现时代铮铮作响的优秀作品。

    要具有时代精神，就必须是时代语言、时代风格，艰深隐晦，结屈聱牙的老古板，很难反映时代精神；反转来，那种迷离跳跃、不知所云的朦胧体，也脱离了现实。诗词语言确有独特的技巧，我们应认真研究，努力创新，既不信而好古，也不照搬外国，仍然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不要偏重技巧而轻视内容，诗词能给人以勇气、以信心、以力量，激发人们的志气，鼓舞人们前前进；揭露、鞭笞阴暗的东西，也应当抱此目的。表现手法再好，内容陈腐或不健康的诗词，是不会为人民所喜欢的。

    我们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祖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题材空前广阔，我们应当深入实际，深人生活，有美有刺，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让格律诗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格律诗词艺苑花，千年茁壮发新芽。
敢随时代争高下，不向人言问毁夸。
自有深根存沃土，更多功力聚精华。
今朝且喜园丁众，重抖声威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