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杰
(2001年6月)
干部,是在人群中涵盖很广的一个层面,有各级党、政机关的干部,有各行业、单位的干部,学生有班干部,少先队有队干部。本文所指主要是行政干部。行政干部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决策、组织、指挥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带头作用。这种作用是无声的,是有效的,其影响更为深远。
传统诗词经过20世纪一段较长时期的沉寂之后,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中华诗词热”,读诗、写诗,自发地形成了群众浪潮,诗词组织遍及全国各地,诗词刊物有如雨后春笋。《21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说:“中华诗词学会目前的单位会员已近200个,个人会员8000;诗词人口(即作者、论者、编者、读者、爱好者等)保守估计也有百万大军……。”这个大军中自然有不少干部,他们在“诗词热”中起着不同的有些甚至是重要的作用。应当说,当前的活跃局面只是振兴中华诗词的开始,艰苦的路程还在后面。看来,干部学会写诗已成应有之义。第十六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决定研讨“让中华诗词走向干部院校以及走向企业和乡镇”,是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
一、干部学会写诗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使道德思想、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等城乡文明程度得到巨大的进步。中华诗词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中的瑰宝,曾经熏陶、教育、鼓舞过多少代人,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又最具民族特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应当也必然会发挥她的育人作用。
干部学会写诗,首先将会提高自己。几代党的领袖都是鼓励干部学写诗的。1965年7月,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修改了一首五言律诗,并告诉他:“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99年2月,江泽民同志号召:“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他自己带头写、带头用。诗是讲究品格的,而诗品决定于人品,没有高尚的人品就写不出高境界的诗来。所以,一般地讲,学习写诗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精神境界的过程,起到“学诗修身”的作用。干部精神境界提高了,其作用之 大是难以言喻的。
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诗教也。”我国诗教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受过诗的教化,诗陶冶过他们的情操,升华过他们的品德。前几届中华诗词研讨会研讨了“让诗词走进大学校园”和“让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提出“以诗育人”,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的热烈赞许。干部学会了写诗,就将成为“诗教”的积极倡导者和施行者。
新的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也将在国际间广泛交流融合。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努力弘扬、发展,让她在国际交流中显出自己的特色。要弘扬、发展,就有不少工作要做,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实行“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由为少数人向为多数人转变。”干部学会写诗,将在这两个转变中起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二、干部有条件学会写诗
《尚书•舜典》讲:“诗言志,歌永言”。《毛诗正义》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言志抒情的,这个定义自古至今的论者、作者未曾变更。人各有志,也各有情,这是写诗的基本。所以写诗不同于做专门学问,无论什么职业,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兴趣、有爱好,都是可以学、可以写的。当今的行政干部,谁不具备这种条件呢?是为不为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一切在于主观的认识与努力。
诗,是一种文学艺术,其创作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干部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相对地讲应当多些、广些、深些,而自己的生活积累、社会经验也较丰富些,这都是写诗的良好基础。有些题材,有些内容,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深刻的感受,是采风等活动所不能及的。这是干部学习写诗的一个优势。诗是不受题材、内容限制的,“无一意一事不可以入诗”,(清刘熙载《艺概》)兴之所至,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均可写出好诗来。
诗的特点是短小精练,它的创作可以不占专门时间或很长时间。刘勰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不少名人名诗并不是占用多少时间才创作成的。马背上可以哼诗,枕头上也可以成诗。有时候可以得句便录,待以后再续成首。总之,诗的创作是很方便的,适合于干部特别是较忙的干部。
三、干部有写诗的优良传统
古代的官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几千年来干部就有写诗的传统。我们常讲的“风骚”,“风”指《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抒发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作者不可详知。“骚”指《离骚》,后来成为“骚体”,对诗歌发展起过极为重要作用,它的作者是屈原,是楚国大夫以上的高级干部。“建安七子”(孔融、陈琳、阮籍、除干、应悴、刘桢、王粲)都是干部,“初唐四杰”(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也全是干部,虽然官阶不等。大家熟知的《游子吟》,作者盂郊是溧县尉,《回乡偶书》的作者贺知章,当过秘书监,掌管国家图书著作等事。宋代的大词人如苏轼、陆游、周邦彦、辛弃疾等大大小小都是干部。清朝以前,由于是“开科取士”、“学而优则仕”,一般讲,干部都是会写诗、填词的。
1919年新文化运动,诗是被否定的,但打而不倒,许多人仍在坚持创作,其中不少就是干部,特别是革命老前辈,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叶剑英、陶铸、陈毅等,他们的诗词产生于特殊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有些作品起过很大的教化、鼓舞和号召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诗词又一次遭到了厄运,但无意中从另一面带来了一线生机,这就是被打倒的干部、被批判的权威,他们胸中积满了忧虑和愤懑,又无法明言,被迫地、偷偷地发而为诗,于是产生了“牛棚诗”。象《龙胆紫集》、《散宜生诗》等,就是“关牛棚”时的作品,而“心底无私天地宽”,则是“牛棚”里的佳句之一。“牛棚诗”,一方面说明了诗词的生命力;一方面说明了干部未丢掉写诗的优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牛棚诗”和丙辰清明节(四月五日)天安门的诗歌运动,对后来诗词兴旺,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四、干部可以写出好诗来
干部能够写出好诗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往今来,不少名诗就是干部写的,只是人们一般只欣赏其诗,不管作者的职业、官阶罢了。干部能够写出好诗的情况,当今也无多大变化。1992年,中华诗词学会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诸单位举办的全国首届诗词大赛,参赛的诗词近十万首,经过初评、终评,《壬申春日观北海九龙壁有作》获得第一名,其作者王巨农同志,是湖南浏阳市文化局的干部。1997年《回归颂》诗词大赛,《故剑行》获得一等奖第一名,作者周毓峰同志是宁夏永安县人民检察院的干部。
中国常德诗墙刊刻的今人诗词,是经过初选、复评、终审,三次只见作品不见作者的弥封方式选定的,有干部作品入选,都是写得比较好的。如《行香子•秋日渔乡》:
鸟弄笙簧,鸭戏湖塘。网收处、闪耀鳞光。鲜鱼篓 篓,赶运城乡,正歌儿飘,舱儿满,帆儿扬。
雁还芦荡,水映斜阳。卖鱼姑、下市回庄。春风满 面,相互端祥。比应时鞋,趋时发,入时装。
它的作者胡康寿同志是湖南永顺县的政协副主席。
又如《挑炭吟》二首,其一云:
高山银海隐悬崖,步步登天小道斜。
脚底油光挪碎步,肩头火辣咬钢牙。
心音突突如铜鼓,汗迹斑斑似雪花。
万险千难何所惧,驱寒送暖遍天涯。
其二:
跌跌爬爬夜到家,殷情老伴捧姜茶。
依门瑟缩眺归路,见我蹒跚淌泪花。
向火谈天浑不爱,更衣入浴已无奢。
深山何处寻佳趣,一枕悠悠且自暇。
它的作者方贻书同志是湖南桃源县龙虎乡的村干部,挑炭是他多年的亲身经历。
诗的技艺有高下之分,诗的风格有流派之分,但诗的作者决无职业之分。文人、学者可以写出好诗来,教员、医生可以写出好诗来,干部也可以写出好诗来。
五、积极鼓励干部学写诗
中华诗词创作队伍中有很大的一个干部群,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湖北黄梅县就有33位副县级以上领导者会写诗。但是,这样的县并不多,积极学诗写诗的干部也太少。《中华诗词》2001年第1期刊载了王德虎先生的一篇《会长会议侧记》,说“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下班后打麻将、进舞厅是正常的;如果下班有谁写诗,便往往被视为‘不务正业’,招来非议。”他提出,“必须加强宣传,扩大影响,纠正偏见”,这是完全正确的。
干部自己也应去掉怕学写诗被人说是“附庸风雅”的顾虑。附庸风雅没有什么不好。据《周谷城传略》载:1961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周谷城同志,见面即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周很自谦地回答:“只有一首……那是附庸风雅”。主席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风雅的本义就是诗,“附庸风雅”,大约是谦词或讽词。如果硬要说学写诗是附庸风雅,那么,也比当前有些 人附庸别的什么好得多!
干部只要有决心,又虚心,是肯定可以学会写诗的。这种实例很多,各处都有。比如《江城子•桃源人工造林》:
十年树木未曾休,万山头,舞银锄。抚碧描红,春色上荒丘,赢得青葱融汗水,新面貌,说风流。
登高遥望洞庭秋,水悠悠,路悠悠。作柱为梁,楠梓满江浮。昔日穷乡今富有,衣食足,壮心酬。
这是湖南桃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覃静斋同志写的,他在桃源工作几十年,曾长期领导全县人民植树造林。这首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并不会作诗,学写诗是退休以后的事。他除了用心读书之外,坚持向会写诗的人学,不管是干部、是教师还是别的什么人,向他们学格律、学规则;最可贵的是向自己的小孙子学平仄、学声调。经过几年的不断努力,不仅学会了写诗填词,而且写了不少好诗,许多诗词报刊发表了他的作品。
当然,干部学诗离不开诗人、学者、诗词评论家的帮助。希望专家们“乐为人师”,乐为干部学诗之师。
干部的带头作用是很大的。学写诗的本身就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学会了写诗,又能带动周围的人写诗,那就是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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