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禹锡的三首诗（序）看太阳山 《九歌》 祀神史实

♦  符乐农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常德）及夔州期间写下了三首重要诗作——《武陵书怀五十韵》（《全唐诗》卷三六二）、《竹枝词九首并序》（《全唐诗》卷三六五）和《阳山庙观赛神》（《全唐诗》卷三五九）。三首诗从三个不同的侧面为我们揭示了常德民俗史上的一个重大主题，即常德太阳山《九歌》祀神的重要史实。这三首诗无疑是我们研究沅湘楚人《九歌》祀神现象和常德太阳山太阳文化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

    一、《武陵书怀五十韵》：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古武陵（即常德）“俗尚东皇祀”的重大民俗

    《武陵书怀五十韵》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后不久所写的一首长诗。诗前一段《序》，记述了他被贬朗州的经过和写这首诗的原因。他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员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就是说，开始他是以“尚书员外郎”的身份出补连州刺史的，而行至途中被贬为朗州司马。据考证，刘禹锡被贬在这年9月，即公元805年9月。10月行近荆南，再次接到朝廷圣旨，被贬为朗州司马。到朗州后，他并没有被政治上的打击所压倒，而是“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序》的这段话清楚地交代了两层意思：一是交代了他写这首长诗的动机，就是所见所闻“皆骚人所赋”，因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二是交代了他写这首长诗的经过，就是先查“方志所载”，再带着问题去请教“人民”，然后还要亲临现场“顾山川风物”，达到“百闻不如一见”的目的。可见，刘禹锡写这首长诗是十分审慎的。因而，《武陵书怀五十韵》是真实展现当时武陵风物的一部史诗长卷，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武陵风情具有“信史”般的借鉴作用。而其中的“俗尚东皇祀”，就是这部史诗长卷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俗尚东皇祀，谣传义帝冤。
桃花迷隐迹，楝叶慰忠魂。

    四句诗，写了两件重大事情。其一，直接说明武陵的风俗就是崇尚祭祀“东皇”。“东皇”，即“东皇太一”，楚人心目中最尊崇的天神。东汉楚辞研究大家王逸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楚辞章句》）清王夫之说：“按九歌皆楚俗所祠，太一最贵。”（《楚辞通释》）很明显，“东皇祀”，就是屈原笔下的《九歌》所祀。《九歌》共11篇，所祀最贵者“东皇太一”，所以排在第一篇。其后是《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等。“俗尚东皇祀”，就是武陵地区崇尚屈原《九歌》所祀，这已成了它源远流长的重要习俗。这一重要习俗，从《史记·封禅书》和汉代《郊祀志》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汉代是最重祭祀的时期，作为楚人的高祖刘邦曾这样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礼祀之如故。”并诏告天下：“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如此等等，充分说明，这一重要习俗在汉代已遍及全国，只不过所祀的对象各有不同而已。

    其二，“谣传义帝冤。”“义帝”，即楚怀王熊心（？ -前205），秦末项梁起义后所拥立的楚王。刘禹锡为什么要在这里将“义帝”与“俗尚东皇祀”一起相提并论呢？刘禹锡在《序》中交代得很楚：“常林《义陵记》云：初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亦曰义陵。”史实正如刘禹锡所述：项梁战死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他表面上尊熊心为“义帝”，让其徙都长沙，而暗中却命英布将其追杀于郴县。武陵郡民为“义帝”冤死而痛心疾首，披麻带孝，哭于招屈亭。高祖刘邦对武陵人如此重情重义于“义帝”而深受感动，曾一度下诏将武陵名为“义陵”，以示褒奖。

    “义帝”冤死是当时的重大事件，所以武陵人在“俗尚东皇祀”时对“义帝”一并进行祭祀，以志怀念。刘禹锡在诗中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祭祀的情景，郡人是用“楝叶”来抚慰“忠魂”的。“楝叶”，是武陵地区生长的一种苦楝树叶，用它来抚慰“忠魂”，更能说明武陵人对“义帝”的冤死是何等地心生痛苦！同时，刘禹锡用“桃花迷隐迹”对应“楝叶慰忠魂”来说，意思十分明确：他是有意要用“避秦”的故事来说明武陵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对尘世恶行的深恶痛绝！一抑一扬，明确传达了刘禹锡鲜明的是非观念。

    二、《竹枝词九首并引》：一脉相承地论述了屈原《九歌》是为沅湘楚人即武陵人“俗尚东皇祀”所写

    《竹枝词九首并引》，是刘禹锡迁谪夔州（今奉节县）后所写的一组竹枝体新诗。他人虽到夔州，而心仍牵武陵，诗《引》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心境：“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这段《引》说明了作竹枝词的原因：他心系屈原，以屈原为榜样，不顾仕途多舛，而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弘扬。而更重要的是，这段《引》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屈原写《九歌》的。他在朗州反复考证，得出结论：昔日屈原谪居沅湘期间，见老百姓祭祀迎神，“词多鄙陋”，粗俗，故而为他们作《九歌》。这一论述，与东汉王逸的论述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卷二）

    王逸，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1979年版《辞海》）而且，他为哀悼屈原作《九思》，也存于《楚辞章句》中。他对屈原作《九歌》的论述，无疑是十分权威的。

    刘禹锡对屈原作《九歌》的考证与王逸的论述达到了三个完全一致：

    第一，屈原是在谪居沅湘时作《九歌》的。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刘禹锡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时间、地点，二者所说完全一致。

    第二，沅湘的风俗是“迎神”的。王逸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刘禹锡说：“其民迎神”。可见，所说风俗完全一致。

    第三，作《九歌》的原因是“词多鄙陋”。王逸说：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刘禹锡说：“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其原因、动机和结果，二者所说都一模一样。

    三个完全一致，归结到一点，就是屈原《九歌》是为沅湘楚人即武陵人“俗尚东皇祀”所写的。其俗在前，屈原作《九歌》在后。屈原只不过是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朱熹《楚辞集注》）罢了。然而，屈原的这一改动，恰恰是一大贡献，他成就了武陵人的一项壮举：《九歌》从此成了经久不衰的“俗尚东皇祀”的经典歌舞，成了东方祭祀太阳神的一支奇葩！这一经典歌舞，一直到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期，仍然高歌曼舞，盛况空前！所以，刘禹锡在诗《引》中说：“到于今荆楚鼓舞之。”那么，刘禹锡时代荆楚究竟是怎样用《九歌》祀神歌舞的呢？下面，请看刘禹锡的第三首诗。

    三、《阳山庙观赛神》：身体力行地见证太阳山《九歌》祀神盛典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这是刘禹锡亲自登上太阳山观看祀神歌舞后所写下的一首诗。不言而喻，他是身体力行要见证这场歌舞。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见证这场歌舞，所以才坐实了沅湘楚人《九歌》祀神的源远流长。

    诗题《阳山庙观赛神》，首先交代祀神盛典的地点，是太阳山的阳山庙。刘禹锡在朗州10年，足迹遍及沅澧，唯有太阳山是他所记沅湘楚人《九歌》祀神的地方。可见，太阳山是《九歌》祀神的圣山，是沅湘楚人《九歌》祀神的唯一场所。其次，诗题交代是“赛神”。既是“赛神”，就不是单独祭祀某一位神灵。《九歌》是“以乐诸神”，从《东皇太一》到《国殇》，群神一个个出场，歌舞中一个个祭祀，宛如“赛神”一般。所以，刘禹锡着一“赛”字，便维妙维肖地点破了《九歌》祀神的实质，这不能不是描绘《九歌》祀神的神来之笔。

    唐天宝六年（公元747），阳山曾改名梁山。原因是马援征五溪蛮不克，汉光武帝婿梁松“因代监军”。武陵人认为梁松有功于当地，于是让他在太阳山“配享”。自然，当时的武陵人在“俗尚东皇祀”时也便对梁松一并进行祭祀。所以，刘禹锡在诗的首联说：“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从诗的第二联起，刘禹锡用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描绘了这场盛大歌舞的动人场景：迎神的仪仗肃立在幽深的苍桧林下，伧儜的洞萧响彻在重迭的翠屏之间。“荆巫”含情脉脉地传着祭祀神语，“野老”如嫉如狂地跳着娱神舞蹈……。赛神祭祀完毕，红日西垂，晚风轻拂在阳山庙门之外。人们三三两两地带着节日的欣喜，踏着节拍，唱着“竹枝词”歌回家转呢！

    刘禹锡的描述，完全反映出了《九歌》祀神的特色。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辞集注》）刘禹锡的诗中，那扣人心弦的音乐，脉脉含情的“荆巫”，翩翩起舞的“野老”，无一不是《九歌》祀神的闪亮之点。所以，《九歌》祀神，是人神共舞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乐章！

    刘禹锡的这首诗，据清嘉庆《常德府志》载：曾镌刻在太阳山的写字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