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岳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祖籍洛阳,出生地苏州嘉兴。刘禹锡是唐代著名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对他服膺有加,称之为“诗豪”。刘禹锡还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在散文创作和哲学思辩方面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刘禹锡在江南地区度过十八个春秋,受到良好的教育。随即游学长安,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官至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死,顺宗立。新皇重用王叔文实行政治革新。刘禹锡与王叔文善,又久蓄报国之心,旋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他认为这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大好机会,执事十分卖力,很快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被称为“二王刘柳”。革新集团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受到后世史家们的赞扬。但这一运动很快在宦官、藩镇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先遭贬,后处死,刘、柳等八人贬为僻远之州的司马,史称永贞远州“八司马”。
刘禹锡度过多年的贬谪生涯。尽管失去了在朝廷中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却更有了精力和时间展示自己的文学才能,于是他潜心学习前贤,深入民众,撰写诗文,还在诗歌领域进行某种新创。刘禹锡贬任朗州司马十年、连州刺史多年,四十九岁赴夔州刺史任。他先后创作出了著名的两组《竹枝词》。
夔州和沅澧流域一带是“竹枝词”的发源地。何谓竹枝词?《辞源》与《辞海》注为:“乐府名,本巴渝一带民歌,唐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所创作的新词。其形式为七言绝句。唐人所作多以写旅人离思愁绪,或儿女柔情,后人所作多歌咏风土人情,语言通俗,音调轻快。”在刘禹锡之前,杜甫的《夔州歌十绝句》,应是学习竹枝词的产物。刘禹锡推崇老杜,自云“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刘禹锡《云溪友议》)。如果说,他重视民歌是受到屈原启发的话,那末,刘禹锡写作竹枝词,很可能是受到杜甫的启发。只要对杜、刘竹枝词作品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杜甫主要是通过描写当地景物,抒发个人情怀,其形式仍为绝句。刘禹锡则先学会唱这种曲调(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再运用这种曲调写作,而且题材也直接取之于民间。因此,刘禹锡的竹枝词,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民间流传的竹枝词相一致,而且文采斐然。他对自己创作《竹枝词》有过详细论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见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听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伦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湛濮之艳。昔屈原辰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听巴渝,知变风之自焉。”(《刘梦得文集》之九《竹枝词•引》)这让我们对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动因和过程有比较明确的了解。
这里将刘禹锡创作的两组共十一首竹枝词抄录如下: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以上是第一组。(这一组中的第一首,今人刘梦初、丁兴宇、阮先认为是刘禹锡在朗州所作,盖因描述的是沅水景致,沅湘间土民也唱《竹枝》。此说不无道理。见《刘禹锡朗州诗文辑注》。)
白帝城头春水生,白盐山下蜀水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谷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上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生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青猿啼花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以上是第二组。
这两组竹枝词,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描写爱情的,如第一组第一首,刻画一个初恋女子听到情人唱歌时那种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和聪颖性格。其诗的后两句,诗人抓住眼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入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用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与“无情”,把两种并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灵动清新诙谐的诗美。
第二类是歌唱劳动和风土人情的,如第一组第二首、第二组第三、第五首等,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巴东人民生活的风俗画。这里有繁花似锦的山峦,碧波荡漾的春水,令人神往的名胜。这里的人们热爱劳动,也热爱生活。他们那些充满激情的歌声,给诗人以极大的感染,对他简直是一种释去贬谪苦闷的最大慰藉。
第三类是慨叹世情的,如第二组第六、第七首等,都是即景即事、借题发挥、抒写激愤的,寄慨颇深。与他贬官朗州时期的讽刺诗比较,此类诗作显得更加含蓄而富有韵味。
关于竹枝词的形式,仔细探讨一下,一是与七言绝句无异,如第一组第一首。后世成为文人风土诗的竹枝词,大多也是标准的七绝;二是不受七绝的格律束缚,根据所咏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之,平韵、仄韵亦可间用,甚至可采取五言绝句的形式,唯求出语自然。刘禹锡的竹枝词多为拗体,并开先河。另外,竹枝词富有鲜明的民歌特色,歌词的语气大多直白,很少代言,第二组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八首均用歌者自白的口气写成;歌词巧用眼前的景物予以比喻,第二组第二首以“花红易衰” 比男子薄情,以“水流无限”比自己的愁绪,第二组第七首以瞿塘峡中危险的水道对比“平地起波澜”的人心;歌词还擅用同音假借的修辞格作文学的隐语,极富谐趣而又生动。第一组第一首即用这种传统的手法。“东边日出西边雨”,既是晴天,又不是晴天。一个女子听到心爱的人在江船上唱歌,捉摸不定,不知他对自己有无爱情。这里用“晴”字借代“情”字。此种诗体称为“风人体”,中晚唐时代的民歌盛行这种谐声法。
竹枝词自刘禹锡新创以来,仿者代不乏人。
当年他创作的这类作品,很快便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新乐府歌词。与之同时的诗人,亦有不少随之写起竹枝词来。文宗(826—841年在位)时洛阳人李涉有《竹枝词》五首,其一云:“巫峡云开神女祠,绿谭红树影参差。下牢戌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他是仿刘禹锡写竹枝词最早的唐代诗人。自宋以降,仿者渐多,如苏轼、苏辙、黄庭坚、贺铸、范成大、杨万里、汪元量等。苏轼《竹枝词》九首,其二云:“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屈原死已今千载,满船哀唱似当年。”其八云:“横行天下竟何事,弄马乌江马垂涕。项王已死无故人,首入汉廷身委地。”苏轼开了竹枝词咏史之先河。元之仿者有杨维桢、虞集等百余人。杨维桢所作《西湖竹枝词》九首,风靡一时,影响很大。这里录其三:“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南宫北使须到此,江南西湖天下无。”“湖口楼船湖口阴,湖中断桥湖水深。楼船无柁是郎意,断桥有柱是侬心。”“劝郎莫上南高峰,劝郎莫上北高峰。南高峰云北高雨,云雨相催愁煞侬。”继而明清乃至近现代,写作竹枝词者则更多。如明之李东阳、杨慎、胡应麟、文震亨等;清之尤侗、王夫之、陈维崧、朱彝尊、屈大均、王士祯、孔尚任、査慎行、郑板桥、全祖望、袁枚、舒位、得硕亭、林则徐等。得硕亭有云:“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这类作品可当成明清竹枝词多讽时尚的代表之作。最近,我们《古澧文丛》编纂委员会几位同事在编辑《九澧诗存》时,搜集到请代澧水流域魏湘、岳吕蒿、傅子龄、刘启培、罗光典等人数十首竹枝词。魏湘有云:“欲采芙蓉沿渚行,芙蓉洲外一舟横。怪卿面似芙蓉好,笑折芙蓉赠与卿。”又云:“西连山下野人家,不种麻芜但种茶。插罢新秧争采采,茶歌一曲日西斜。”大多反映澧地男女爱恋与风土人情。民国初期有梁启超、郁达夫、倪斗南等,抗战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有郭则墰、张伯驹、关赓麟、靳志、张次溪、杨静亭、何振镛、李木庵等,李木庵在延安作有《延安新竹枝词》十七首,其中有云:“南泥湾中别有天,兵农事业一身兼。饷糈自给朱戎总,不数筹边赵屯田。”又云:“一群歌咏协宫商,曲谱新声乐未央。话到国仇同敌忾,大家来唱《打东洋》。”颇能表现“延安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写作竹枝词的作者则更多。黄海蛟《乡情竹枝词》五首,其中一首云“翡翠平畴万点红,农家姐妹绣春浓。笑声串串风撩散,飘入春溪碧水中。”较早地表现了新的时代风貌。薄松涛竹枝词作品颇丰,《马洲竹枝词》四十五首中有云:“金陵重到又三春,侧目贫门故旧亲。下海归来腰万贯,欣然为我说经营。”《杭州竹枝词》二十首中有云:“东坡肉味世称奇,宋嫂鱼羹叫化鸡。今日平民餐桌有,菜篮犹带海鲜归。”又云:“花园别墅亦民庐,广厦千间在社区。老杜毋愁茅屋破,来杭分尔一新居。”则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
总之,竹枝词自唐发轫,遂成中华诗词固有的类目,写作内容可触及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由于诗人们对其形式、内容和作用有明确的认识,因此一千多年来作者、作品众多,且佳构名篇迭出,迄今犹盛。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一、《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本
二、《慈利县志》清同治本
三、《浙江诗词楹联》(第十二辑)浙江诗词与楹联学会编
本文作者为澧县诗词学会会长
© 2021 湖南省常德市诗词学会版权所有/湘ICP备14009931号-1
网站建设:科毅电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