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屈原的沅湘情结

邓声斌

    内容提要：屈原第二次流放，在沅湘一带披发行吟，颠沛流离，长达十余年之久。他之所以放逐沅湘，除了“时局发展”的因素之外，主要是出于“个人意想”：一是从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长远着想，伺机再起、报效祖国；二是仰慕远古先贤重华（舜帝）与善卷的高尚德行，追寻他们的足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在漫长的流浪生涯中，他对沅湘地区情有独钟，爱慕至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当楚国的都城被秦兵占领、顷襄王仓惶出逃之时，眼看报国无望，只好效法其先祖屈瑕，在罗国“缢于荒谷”——他也在迁徙后的罗国故址汨罗江怀沙自沉。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深固难徙的沅湘情结所使然。

    关键词：屈原 沅湘情结 深固难徙

    屈原第二次流放，在沅湘一带度过十余年之久。其足迹遍布长沙、岳阳、常德、益阳、桃江、沅陵、辰溪、溆浦、泸溪等地。最后在汨罗停住脚步，先住在南阳里，后住在玉笥山，共有八、九年的时间（约公元前287~278年）。当楚国都城被秦军占领、顷襄王仓惶出逃之时，他忧愤至极，在汨罗江怀沙自沉。
人们不禁要问：屈原为什么要放逐沅湘？为什么要选择在汨罗江自沉？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试作探讨。

    先谈第一个问题：屈原为什么要放逐沅湘。

    对这个问题，前人少有研究。蒋天枢先生在《南行之前与涉江之后》一文中首次提出：“其南行动机，出于个人意想乎，抑由局势发展为其先导乎？”笔者认为，既有局势发展为其先导，也有个人意想为其主观动因，二者不可或缺。

        从“局势发展”来看。秦楚两国经常兵戎相见，掠地攻城。后来楚国的势力逐渐衰颓，到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已成秦强楚弱之势。据《史记》记载，从顷襄王二十七年起，秦国先后“攻黔中郡，拔之”，“取鄢、邓”，“取郢，为南郡”，“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割房、金、均三州及汉水之北与秦”。直至“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楚国的国势江河日下，直至最后灭亡。鄢、邓、郢、上庸、汉北等地，都与秦国相距较近，而且是秦国的必争之地，很容易受到攻击。屈原如果放逐到那些地方去，肯定很不安全。所以他选择了离秦国较远，对人身安全较为有利的沅湘流域作为放逐之地。所谓“局势发展为其先导”，意即如此。

    从“个人意想”来看。沅湘流域是楚人开发最早、居住最久的地区。《史记 . 楚世家》载录：“（楚武王）三十七年，楚熊通（即武王——笔者）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里说的濮地，据《辞源》解释：“濮，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民族名。殷周时分布于江汉以南，春秋以后渐散布于今湖南西北部沅澧二水流域。以部族繁多，又称百濮。”楚武王三十七年即公元前705年，属于春秋时期。可见楚人开发沅澧流域的时间很早。据文物部门提供的资料介绍，迄今为止，在沅澧一带发掘出的楚墓有一千多座，还有上千座没有发掘。这说明沅澧流域确实是楚人居住最早的地区。这里不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是重要的经济、军事要地。屈原一生忠君爱国，对于自己放逐的地点，不能不从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长远考虑。他有心放逐到沅湘来，正是出于伺机再起，报效祖国的“个人意想”。此其一也。

    其二，他之所以放逐到沅湘来，是因为仰慕远古先贤重华（舜帝）与善卷的高尚德行，为了追寻他们的足迹，学习他们的精神，不惜跋山涉水，远道而来。这在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证据。《离骚》有云：“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涉江》亦曰：“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重华是舜帝的名字，在《楚辞》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楚辞专家研究，重华很可能是南方人给舜帝取的名号，或者与南方盛行植物图腾崇拜有关（见萧兵《楚辞文化破译》）。“重华”就是“重重光华”之意。《史记 . 天官书》说：“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可见重华又是岁星，摄提是它在星象上的反映。重华（舜帝）本是一位德才兼备、言行一致的圣人，尧帝准备把天下禅让给他时，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与考验，甚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让她时刻检视舜帝的言行。当无数事实证明，舜帝确实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尧帝才在宗庙举行大典，把天下正式禅让给他。屈原对舜帝的高尚德行极其仰慕，他在《离骚》中精心设计了三次神游、四次对话，其中第一次神游和第二次对话就直接与重华有关。第一次神游是：“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后面又说：“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在《湘夫人》中也说：“九疑缤纷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这里说的的苍梧、九疑就是指的九嶷山，山上有九条“列石”构成的“大石文化”时代的宗教建筑与墓冢，体现了古代南方人的太阳崇拜信仰。后来，这里成了舜帝的葬地。“舜葬九嶷”之说，恰好证明原本是东夷之祖的舜帝已经南下沅湘，与南楚的地方神（社神）合二为一，成了湘君，即九嶷山的大神。屈原幻想自己腾云驾雾，早晨从九嶷山出发，晚上到昆仑之巅的悬圃住宿。在出发之前，还特地“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他跪着向重华陈辞，倾诉自己的怨愤，抒发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对重华的仰慕之情。一番陈辞之后，他就“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正式开始了第一次神游。在第一次神游中，他还有两次对话：第一次是与女须对话，第二次则是与重华对话（即“跪敷衽以陈辞兮”）。可见他对重华的仰慕之情真是达到了至尊至极的地步。除了重华之外，另一位远古先贤善卷也是他仰慕与追寻的对象。这一点他虽然没有明说，但细心的读者从他的诗句中不难找到蛛丝马迹。他在《涉江》中说：“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枉渚”就是常德德山脚下枉水的水边。“辰溪”、“溆浦”则是沅水上游湘西一带的两个地名。屈原为什么要到枉渚来？为什么要到辰溪、溆浦去？因为相传善卷曾经隐居在德山脚下，尧帝前来拜他为师，向他请教治理天下之策。舜帝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辞而不受，“躲进深山，莫知其处。”后来又迁徙到沅陵、辰溪和溆浦一带。相传沅陵的大酉洞和小酉洞，就是善卷当年藏书的地方。明《一统志 . 辰州》载：“善卷先生墓，在大酉山巅。”清《溆浦县志》记载更详：“善卷尝居卢峰山。绝顶有台，台上有土垖三，旁有石鼎灶各一，为善卷炼丹处。”并说善卷“朝游卢峰，暮宿大酉。”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沅陵、辰溪和溆浦一带，确实都留下过善卷的足迹。据考证，屈原也在溆浦度过了二、三年的时光（约在顷襄王8~5年），钱穆先生等人否定屈原到过溆浦，这是没有根据的。屈原“朝发枉渚”“夕宿辰阳”的目的，就是为了追寻善卷的足迹，学习他谦让大度、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屈原效法善卷在德山设坛讲学，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使沅水一带民风淳朴，“知节义，少宦情”（见明嘉靖《常德府志》）。尤其是深入民间，广泛采集民歌，并进行改造加工，创作出一种崭新的祭神乐歌——《九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瑰宝。《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以祭祀太阳神为主的“九神一鬼”的叙事诗，全部是放逐沅湘时所写的作品。西汉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曾经说过：“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忧怀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宋代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说：“...... 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原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唐代诗人刘禹锡，担任朗州（常德）司马长达十年之久，对沅澧一带信鬼祀神的风俗和屈原作《九歌》的趣闻轶事耳熟能详，所以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毫不含糊地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如今荆楚歌舞之。”可见《九歌》确系屈原放逐沅湘时所作。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楚辞学者指出，除了《九歌》之外，《离骚》与《九章》，很可能也是屈原放逐沅湘时创作的，因为那些诗歌中所写的内容，甚至人名、地名、实物名、风土人情等等，都与沅湘一带的实际相合。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正是这些作品最大的特征。如果他没有身临其境，亲见亲历，是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来的。

    再谈第二个问题：屈原为什么要选择在汨罗江自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汨罗与罗国（亦名罗子国）的关系。汨罗位于湖南省东北部，西濒南洞庭湖。春秋战国时是罗国迁徙后的故址。据何光岳先生《楚源流史》研究，古代罗人最早住在今甘肃正宁县的罗山、罗川一带。后来越过秦岭沿淅水南迁。当楚都迁至淅川的丹阳时，罗国也沿汉水南迁至湖北荆山西北面的房县，成为楚国的属国。不久，又迁至汉水之滨的宜城县西二十里的罗川城。到了春秋初期，楚武王国势强盛，向汉水以东和以北地区发展，罗国首当其冲。公元前700年，楚国派兵攻打绞国，“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翌年春，“楚屈瑕伐罗 ......（师行）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傲（屈瑕——笔者注）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见《左传 . 桓公十二年》）楚国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屈原的先祖屈瑕在罗国的荒山中上吊自尽。为了报复罗国，“其后，楚复伐罗。并其国，子孙以为氏。”（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楚武王把罗子国灭亡以后，接着向汉北扩张势力。为了防止罗国遗民的反击，便把他们迁徙到楚都丹阳附近的枝江。到了楚文王时，楚都又从丹阳迁到南郢（今江陵纪南城），居住在枝江的罗人近在咫尺，为了防止罗人反抗，楚文王又把他们迁徙到今湖南汨罗。正如清光绪《湘阴图志》所说：“楚武王灭罗，而徙都郢。乃从宜城徙罗丹阳。已而又南徙湘水之阴，遂为罗国。”湘水之阴的罗国故址，就在汨罗江南岸，即今汨罗县西北4公里的屈原农场蚕桑场旧地。

    从上述罗国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汨罗与罗国、楚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屈原及其先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屈原在汨罗居住了将近9年的时间，而且偏偏要选在汨罗江自沉，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缘、地缘关系，或许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当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兵攻占、顷襄王带着家眷仓惶出逃的时候，屈原悲愤交加，思绪万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祖国的灭亡和民族的屈辱。其次想到的是楚怀王、顷襄王“亲小人而远贤臣”，刚愎自用，不采纳自己联齐抗秦、选贤任能的主张。再次想到的便是自己报国无望，壮志未酬。在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绝望时刻，他最后想起了自己的先祖屈瑕。屈瑕身为莫傲，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楚武王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就在他最后一次率军攻打罗国的时候，却受到罗、卢两国军队的夹击，不幸被俘，“缢于荒谷”。这段惨痛的历史，屈原记忆犹新。当他处于万般无奈、无力回天的时候，也只好效法屈瑕，在汨罗江怀沙自尽。成为以身殉国、以死抗争的典型。

    以上情况表明，屈原放逐到沅湘来也好，选择在汨罗江自沉也好，都是深固难徙的沅湘情结所使然。

    汨罗市（县）因汨罗江而得名，因世界文化名人屈原而闻名。汨罗江由罗水与汨水汇合而成，承载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不停地流淌。汨罗山在汨罗江的北岸，又名罗山、徽山、烈女岭、黑鱼岭。屈原墓及其12座疑冢就坐落在这里。而屈子祠则在距此10公里的玉笥山。

    屈原对沅湘特别是汨罗情有独钟。这种深固难徙的沅湘情结，正是他爱国爱乡的具体表现。他把沅湘特别是汨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爱之如命，难舍难分。难怪沅湘人民特别是汨罗人民与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他奉若神明，对他顶礼膜拜。每逢端午佳节，人们都要举行极其隆重的龙舟竞渡大赛。竞渡之前，还要在屈子祠屈原的像位前举行“祭龙头”的仪式，以表示对屈原的无比崇敬和虔诚的祭拜。